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让时间回溯至五百年前，在佛罗伦萨高耸入云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正进行着一场神秘庄重的仪式。在这圣餐里，人性与神性仿佛融为一体：当祝祷的声音徐徐升起，洁白的圣鸽仿佛盘旋穹顶；寻常的无酵饼和葡萄酒，此刻也在光的抚摸下变得透明。这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礼仪之一，在此刻的教堂里，信徒不仅因最初的虔诚而鞠躬唱诗，更因鞠躬唱诗而变得更为虔诚。
让时间穿梭到距今二十天后，在折扣优惠满天飞的各大电商平台上，也进行着一场消费主义的仪式。在这名为“双十一”的节日里，人们的购买欲达到了又一个巅峰。当零点的钟声敲响，人们纷纷涌入购物网站、直播平台，用最快的网速抢着最大的优惠券，下单自己长久以来“种草”的商品。各大平台为这最初象征着孤独中寻找宣泄的“光棍节”规定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使其变为了公认的购物日。在这盛大的虚拟仪式里，人们说着诸如“剁手”、“下血本”之类的词语，仿佛身体以及自我的一部分也随着这场现代的狂欢消弭。
在阿尔都塞1970年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他将这些类似的仪式列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与政府、军队、法庭所代表的暴力、可见、公共的国家机器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更加隐形和私人，其中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文化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通过暴力方式来产生作用，而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产生作用”，以此向个体传达特定的价值观、信仰和规范。比如，父权制曾以“科学”为立场声称女性为“第二性”：这种观点认为，女性的生理结构导致其肌肉力量等身体机能平均弱于男性，而女性可以生育的生理特点则使她们天生更适合家庭工作。此类观点看似从生理解剖学的科学角度出发，实则以名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压抑和限制女性作为社会群体的发展与个人的进步。再如，社交媒体上关于明星偷税漏税报道的评论区里，常常有人表达“这样做是他们的自由，而且仅仅是偷税漏税的钱大部分人一辈子也赚不到，在这指责他们道德问题有什么用”类似的观点，这里面也隐含着某种金钱至上的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看者的观念态度。而这些自然渗透、仿佛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机器，在布莱克的《伦敦》一诗中曾被赋予了诗意的表达 —— “思想铸就的锁链”（mind-forged manacles），它们将某种特定理念自然化、合法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体验与认知。
二、个体与现实的想象性关系
随后，阿尔都塞以凝练精确的语言指出了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建构个体与现实间的想象性关系”，而这与布莱克对“想象”在建构人类“现实”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强调如出一辙。
阿尔都塞认为，这种个体与现实想象性关系的建构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把个体询唤为主体；其次，主体对主体的臣服；最后，主体与主体间的相互指认。让我们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三个步骤。比如，在保研预推免过程中，北京大学发布了推免生的招生简章，这是一个对个体问询召唤的过程，将渴望报名的学生传唤为相应的主体；其次，学生注册登录预推免系统，根据学校的要求投递材料开始报名，按要求参加相应的笔试面试，最终被录取，这个过程则意味着主体对主体的臣服，学生作为主体向另一个主体即北京大学臣服，在这种归属感中成为了一个（被另外主体收编的）主体；最后，开学后，学生可以自豪地称自己为北大学子，与北大的其他学生互称“校友”，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社交圈子，这即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指认。在这整个过程中，个体完成了与某种现实的想象性关系建构，平稳自然地完成了社会化的进程，成为了社会里的人。而需要注意的是，阿尔都塞认为，个体要成为一个主体，就意味着首先必须对另一个主体（用更布莱克式的话来讲，某种“想象现实”，或者 “Vision”）臣服，他指出，意识形态是一个“镜像序列”（源自拉康提出的“镜像阶段”），这个序列提供了一面面理念的镜子，让我们能在其中照见自我。而正如“有”和“无”的辩证关系一样，“自我意识”也永远伴随着“他者”存在，因此，自我认识的建立总要通过某种镜子的指认才能完成。换言之，这种想象性关系的构建是不可规避的。
三、“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想象即人类存在本身”
阿尔都塞用另一句话凝练地概括了这个事实：“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当然，具体的意识形态（如基督教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自有其产生、发展、衰亡的历史，在这里，阿尔都塞指的是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一般概念，即构建“个体与现实的想象性关系”的功能本身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他借用弗洛伊德“无意识是永恒的”这一描述，指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结构和功能，也是永恒的、无历史的：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必然需要某种意识形态来调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来为个体提供一种整体性的意义感；无论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都需要通过某种意识形态框架来定位自身。可以说，当远古时期的人类产生第一个想法之时，意识形态就已经随之生成了，它就像语言与意象上附着的藤蔓、隐藏的幽灵，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人们的思想过程。意识形态成为了社会本身得以存在和运行的永恒要素。
而在阿尔都塞提出这个观点的160多年前，诗人布莱克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在长诗《弥尔顿》中，他说“想象力不是一个状态，而是人类存在本身”（The Imagination is not a State: it is the Human Existence itself），也就是说，只要人类存在于世，就存在于想象的包裹之中，这种“想象性的现实构建”就无可避免。正是因为想象的存在，人类才得以从暗夜的混沌中开辟出秩序与光明，得以从漆黑的存在中找寻到生命与意义。而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正是这想象力的原始生命中被政治化与社会化的一支，是流动的想象力固着在某种社会形态下的产物。正如布莱克在1788年的《所有宗教本质同一》（All Religions are One）中所言，“各个国家的宗教都来自该国家对于诗性天才的回应，而这诗性天才被统称为预言之灵”（The Religions of all Nations are derived from each Nation’s different reception of the Poetic Genius which is everywhere call’d the Spirit of Prophecy），这里的“诗性天才”指的就是布莱克所谓的“圣体”（Divine Body），也即“想象”（Imagination），而不同的宗教无非是同一股想象源流在不同社会所具有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来源皆为同一。由此可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其实是布莱克“想象即人类存在本身”在政治社会领域的精细化表达，正如“宗教”与“诗性天才”的关系一样，后者是可以包裹前者的源流。
四、想象力症候阅读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在社会学哲学领域影响巨大，对文学评论界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借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论，提出了“症候阅读”：正如精神分析师通过病人的口误、沉默、梦境等“症候”来揭示被压抑的无意识，阿尔都塞则主张通过阅读文本（包括文学文本以及理论著作）的空白、沉默、矛盾和断裂，来揭示其更深层次的问题，揭露贯穿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未曾言明的理论框架。
为了更好地进行症候阅读，我们需要深挖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也即文本中暗藏的某种“想象性关系”，特别是涉及性别、阶级、种族的种种理念。为此，我们不能只看作者说了什么，更要看作者没有选择说什么，在字里行间寻找默认的前提、种种的矛盾以及不一致，以此将潜藏的意识形态力量托举到文本表面，以进行下一步的分析、理解或者解构。比如，对我们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白雪公主》，若采用阿尔都塞症候阅读的方式重读，也会产生与我们幼时完全不同的感知与思考：白雪公主在这个故事中几乎是完全被动的存在，比起一个独立的人，她更像一个被周围力量任意操纵的美丽木偶；魔镜面对王后的问询，对女性的美给出了男性凝视下的定义——美即形体肉身之美，而王后基于这面镜子的反射建立自己的主体性，由此引发一系列的嫉妒与阴谋；七个小矮人因种族原因，形体力量天生处于劣势，而被看待为一种安全的男性空间，甚至是被“阉割”的男性置于白雪公主周围；最后白雪公主死后，英俊的王子看见其美丽的尸体而心动，亲吻尸体使公主复活，在这夸张而“浪漫”的描述中，似乎隐含了女性只要外貌美丽，即使是尸体（一般认为是无生命的纯物质）也更有魅力的观点，同时在这女性因男性亲吻复活并与之结婚的叙事中，暗含的权力关系不言自明。通过类似的症候阅读，我们得以深入文本暗处隐藏的脉络，更好地分析文本对于人的心理以及认知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那么，如果我们基于海德格尔等人放眼整个“存在”的诠释论，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布莱克“想象”间的关系投射到更宽广的视域，把这种“症候阅读”的范围等比扩大，来对整个存在本身进行一种“想象力的症候阅读”，又会给生活带来怎样的启发与照亮呢？既然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想象力无处不在，那么在细致入微的探寻与思索之中，我们定会发现平时被忽略过无数次的隐含逻辑，慢慢离“我们如何成为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更近一步，而这，也许就是深入文学文本给我们带来的重大启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