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游的幽灵
在意识与无意识的交界地带，总有或闪亮或晦暗的瞬间寄居其中，这些记忆的幽灵不自主地于意识的临界处往返，使我们看似清醒，却如陷幻梦，面对第一次所见之景，却觉似曾相识。此即所谓的“既视感”（déjà vu）。它如同时间织物上意外的皱褶，让鲜活的当下突然折射出记忆的虚影，却又在追问中消隐于无形。
尼古拉斯·罗伊尔认为，后理论（post-theory）与既视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至少是两个维度上的：其一，在语义学层面上，“post”与“déjà”本就意义相近，二者都指向过去，以过去为参照延展到现在，而“theory”则与“vu”关系密切，理论提供了观照文本的方法，也即一种“视”，从这种意义上说，“post-theory”本身就是一种“déjà vu”；其二，在效果生成层面上，二者都能带来一种异样感（Unheimliche），仿佛能使人从既定认知结构中暂时脱离，而被转送到充满秘密的未知空间与不符常识的交错时间。
然而，二者的联系并不仅仅限于这两个维度，在对“后理论”的问寻中，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既视感”脱离了简单心理异常现象的范畴，而被赋予了极具启发性的理论价值。
理论之后
首先要说明的是，“后理论”并不意味着理论本身的死亡，而是描述了20世纪末批评思潮的一次转向，是指“大理论”时代终结之后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一系列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体系化、宏观性的理论流派主导了理论世界，这些理论具有强烈的“元叙事”色彩，试图提供一套解释所有文化、社会现象的普遍框架，而“后理论”则可以看作是对这种理论霸权的反思与超越。在美苏冷战这以意识形态斗争为核心的宏大叙事瓦解之后，面对全球化的深入与新问题的涌现，理论转向关注更具体、局部、特定的文化语境，变得更加多元与内省。
我国著名学者王宁曾指出，“后理论时代”既是大一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学理论解构的时代，同时也是非西方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建构的时代，为中国学者在理论界的进发提供了新的机遇。而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在2011年清华大学的一次讲座中指出，“后理论时代”大致有六个发展方向，即叙事学的复兴、更多地谈论德里达而非福柯和拉康、伦理学转向、生态批评、后人文研究、审美的回归。总的来说，“后理论”倾向于解构宏大叙事，摒弃声称能解释一切的整体性、普适性的理论，而更加关注地方性、难以归入现有体系的偶发事件；其伦理转向体现在对他异性、责任以及与未知事物相遇的日益关注，理论的焦点从“人类”中心转向了“非人类”因素，包括动物、环境、智能体、物等等，促进了生态批评、动物研究、物导向本体论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同时，“后理论时代”中的理论不再被视为客观中立的工具，而意识到其自身也是试图分析解剖的实践的一部分，从而更具反思性；最后，“后理论”在进一步模糊学科界限的同时，也模糊了地区与文化的边界，当他国理论与当地文化传统和现实问题发生碰撞，可能会产生新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形态，使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对话和再生产成为了可能。
那么，在了解“后理论时代”的基本特点之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探究罗伊尔的“既视感”如何在更深层次上与“后理论”建立关联。
宏大叙事中的奇异事件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系统里，“既视感”往往被视为压抑记忆的回归或是无意识冲突的征兆，这是一个需要使用宏观理论框架解码，从而纳入更大俄狄浦斯戏剧的症状。在“The Uncanny”中，弗洛伊德指出，“It often happens that neurotic men declare that they feel there is something uncanny about the female genital organs… we may interpret the (familiar) place as being his mother’s genitals or body”；而在《梦的解析》中，他则提到“Occurrences of déjà vu in dreams have a special meaning. These places are invariably the genitals of the dreamer’s mother”。弗洛伊德将“既视感”置于精神分析的框架里，试图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溯因，给出一个基于现有理论框架的解释，将其转化为更宏大叙事的一块拼图。
罗伊尔则对将“既视感”作为一个问题解决并无兴趣，而是倾向于将其作为一个有可能颠覆体系的“奇异事件”来接纳。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弗洛伊德等人更具“诠释学”风格的方法不同，他采用的方法则是更加“现象学”的；比起为“既视感”在某种理论框架中寻得解释，他更倾向于将其与其他类似现象（如游魂、双重）并置，从而探寻“既视感”的特征以及其效果。他更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特异的局部现象来看待，而非某个宏观叙事的小小拼图。在文章的末尾，罗伊尔指出，“The ghost or double is déjà vu. Déjà vu : post-theory. This ‘stranger within’ has no name or final assignable place.”在这凝练而富有诗意的并置之中，名为“既视感”的异常现象被从结构主义的霸权中解救出来，真正成为了更接近其本源的样貌，即飘荡在心灵疆域的、属于内在却又是“他者”的幽灵。从这个角度讲，罗伊尔对于“既视感”的探寻与“后理论”的特征是高度一致的，二者都试图扰动某种理论主导下的宏大叙事，而更加深入到局部现象，来进行更具特异性的理解。
面对他者与未知
除了对特定理论主导的宏大叙事的扰动之外，罗伊尔幽魂般的“既视感”本质上也是伦理的。后理论中的“伦理转向”因受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和雅克·德里达等思想家影响，更加侧重我们对于“他者”，也即“异于我们之物”的责任。而“既视感”作为一种“内在的他者”（stranger within）则上演了这种相遇的微型戏剧。
“既视感”带来异样的原因，并不只是源自其对于线性时间的扰动，而更源于其是对于主体的某种分裂。这种感觉是“他异性”对自我的侵入，是一段不属于我们的记忆，是一种不曾活过的过去。“既视感”使我们在自己最熟悉的经验（即当下此刻）中，遭遇了内在的陌生。
这种与“内在他者”的相遇在伦理意义上是颇具启发意义的。经由与“既视感”幽灵的相遇，我们认识到，意识并非一个完全封闭的主权式领地，而是可渗透的。甚至可以说，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他者”环绕和寄居其中的。我们与无数陌生的“他者”共同存在于世，理应对无法同化或完全理解之物保持开放，对与“他者”的相遇担负应有的责任。
作为阅读与理论的模型
在“既视感”体现的伦理转向之外，也体现出某种“后理论时代”的反思性。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理论的应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déjà reconnu”，当使用理论照亮某段文本或某个现象时，我们会说：“这是某个理论的一个例子”，它在认知领域制造了一种“我以前见过”的错觉；与此同时，所有文本的书写阅读都可以看作是一种“déjà raconté”，这点在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以及他对“misreading”的强调中不言自明。
罗伊尔则通过对“既视感”的探究向这种认知上的自信与对陌生性的漠视提出了质疑。他指出，“déjà vu (is) the uncanny figure of that which is irreducible to the psychical or the real, an undecidable trembling that phantomises the possibility of ‘belief’”。在这种看似熟悉的“既视感”中，暗含的反而是巨大的未知与异常，而理论与文本在对世界进行书写的同时，应该意识到看似重复的体验中往往被遮蔽的差异与陌生性。
结语
罗伊尔幽灵般具有双重性的“既视感”，是“后理论时代”的一种修辞，可以说，后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本身就是有“既视感”的、双重的、幽灵一般的存在。
在理论的深潜中，通过探入局部的异常，我们得以照亮一片新的天地。